2013年8月22日 上午是晒人的晴 下午是凉爽的阴天
昨天去了牙科,大夫给我调整了牙套。他在上下牙间拉了两条皮筋,以矫正咬合。现在我是嘴巴张不大,饭也吃不下,疼,刷牙时,牙刷在嘴里不停破擦着两条橡皮筋,拉二胡似的。这段日子没法吃好的了。
听说了H&M在搞”CONSCIOUS”旧衣回收,你给他们的每袋旧衣服可以换一张85折折价券。我想,我行李箱里那些穿不了又舍不得扔掉的旧衣服终于有了去处,这样行李箱腾出的空间又可以放置现在的衣服了。我提了两袋衣服去,换来了两张折价券。其中一张我要中意了好一阵的牛仔夹克,初秋再买吧;置于另外一张劵买什么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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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活了二十年,没被别人捐过款,也没捐过几次款。捐的最多的一次是在08年的春天。
  那会儿我正上高一。学校为汶川地震灾区举办了为期几天的善款募捐活动。大家很积极。我想我能为他们做的,除了站在降半旗的旗杆下默哀三分钟,祈祷新闻里可怕的死伤人数不再增加,就只能为他们捐钱了。尽管我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需要钱,但总有人会收到我捐的钱,或许是某个在地震中失去双亲的年龄相仿的意气少年吧。我甚至能想象正在安置帐篷里打吊瓶的他,从志愿者手里接过红色信封时的表情——里面可是有我的钱。
  可能大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都是这样,各种捐款活动搞得正式而隆重。班级里会统计谁捐得多,谁捐得少,还排名;学校也会统计哪个班捐得多,捐得少,也要排名。排名情况会和表现突出的同学、班级以及校领导一起,出现在红底黑字的大字报上。大字报贴得校园满满一墙,和凝重的哀悼气氛格格不入。
  班里收钱的是团支书。早饭时我告诉母亲今天要捐款,她从钱包里拿出了两张50元。突然想到前天晚上爸妈说到他们单位已办过不下3次捐款会,我便只拿走了一张。团支书来到我的桌前,我把那张50元给了她。她把我的名字写在了名单的第二行,“张戈耳 50”。我的上面是另外一个同学的名字,“xxx 50”,最下面是“xxx 1”。我看了看站在讲台上,那位亚马逊大草原上盘旋着的秃鹰般,鸟瞰全班的女班主任。我这高中里不起眼的小人物,除了因为连着几天早上迟到被她白眼,晚报上发过些文章被难得读报的她看到并表扬,其余时间从不在她关注范围之内,我一声不吭地生活得很自我。我了解她,除了学习成绩,你没资格在她面前耀武扬威,除非你是市长的亲戚。我叫来已经走到前排去收钱的团支书,掏出钱包,拿出一张五毛给了她,那姿势像是“得,算我账上”。她面无表情,没过问我添这五毛是几个意思,以她永远一副处事不惊的仪态,在我的“50”后填了个“.5”,便走开了。自然而然,鬼使神差地,我像是中国在全球GDP中的排名,从第二陡然跃居第一。
  后来,我没去看那个红榜。一场大风后,它们便成了随风飘扬的垃圾。五月仍是漫天的柳絮,一天雨也没下,恼人而烦躁。为什么我添那五毛钱?不是为了获得谁的关注,这一直不是我感兴趣的东西——其实我也不知道也没想出来是为什么,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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