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我的22岁可能不会轰轰烈烈,不非得洒满亢奋鸡血或心灵鸡汤,不会悲壮如歌,但肯定是一场坚苦的战斗。和自己的战斗。

5号我和富婆、李大嘴、杨任珂约好去拍视频。再次选择《22》这首歌拍摄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我们这一帮人正经历着22岁(好吧也会有21、23的朋友啦)。之前,我从未在意过我们的处在哪个年龄阶段,在这个阶段会是什么心态应该做那些事。22岁的我仍然可以认为自己是个孩子,待我担起那些可怕的责任仍有段时日,但我们都清楚永远不可能一直这样。我们随时可能被这个世界甩在后面,变得灰头土脸,一无是处。

6号晚上被朋友叫去,说是再见“最后一面”。这“最后一面”的意思是,大家都分道扬镳各忙各的了,工作的工作,考研的考研,有的留疆,有的北漂。这次聚会大家都在,“犀利小队”的朋友们都在,除了留在重庆和成都工作的两位朋友。见面后,敏锐的我总感觉大家在密谋着些什么,感觉与我有关,但下意识又想我后天走也不至于会得到一个surprise。果然,在KTV里,大家给了我一个惊喜:为我庆祝了22岁生日。这让我受宠若惊。在我的记忆里,基本没有同学或朋友为我庆祝过生日。我的生日从来都是家人给过的,而且很多次都是很平淡地度过,因此从小我对生日这一天并无太大期盼。在朋友端出点满蜡烛、中心写着“22”的蛋糕出现的那一刻,我既感动又尴尬。也就是一个多星期前,全家人为我度过生日,那一刻我成为主角,所有照相机对准我,亲友都过来与我合照,我每天都在长大,好象这一天我的“长大”就变得意义非凡了一些。

许愿时刻,我对围站一圈的人说出了我对他们的期许:我希望谁谁谁考研二战成功,谁谁谁和爱人的关系能够更加亲密,谁谁谁能够早日转正,谁谁谁能够尽快涨工资,谁谁谁靠注册会计师能够满分通过……我把最后一个愿望留给自己:考研成功。然后把蜡烛分给每一个人,三、二、一,一齐吹灭。

我说,这是我们的22岁生日。

离别时刻,都有不舍,但总有点兴奋,好像大家都觉得后头的生活总会有什么戏剧化的东西会出现。的确,我们都是这个世界所有光怪陆离、不可思议的故事的撰稿人。

这个时候,8月10号,我乘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回到了青岛。租住在陌生的青岛科技大学,六人间宿舍,一个床铺二百块钱一个月。而现在学校突然通知,所有考研的毕业生必须在本月15号搬离宿舍楼。解决住宿问题成了头等大事。这些事情确实让我焦虑,本不该出现在这段时日里的麻烦,没给我给面子。我能处理好,我能处理好,一个一个解决,船到桥头自然直,天无绝人之路……我只好这样告诉自己。

22岁,我在青岛,孤身一人。22岁,I’m a fi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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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好的东西必须有不好的一面

昨晚读到一篇小说,就是讲一出租车司机和报社夜班女编辑的故事。大概内容就是:自初次搭载女编辑回家并送去她遗落在车上的雨伞后,这位司机就“偷偷地”成为了她的专属出租车司机,每天摸准时间出现在报社楼下,恰到好处被女编辑拦住。他甚至摸清了女编辑的生活习性,哪几天上班,哪几天不上班。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月,可是,“故事总该有变化,不然就讲不下去”,某天女编辑下了班,并没有抬手拦车,而是看看手机,又看了看另外一辆停靠在报社门口的出租车车牌,再看了一眼手机,就径直走向了那一辆车。

“蹩脚的剧情就是这样——出租车司机远远跟在车后,看着自己车上滴滴作响的手机,明白了自己动作再快,也快不过打车软件。”

你说这蹩脚不蹩脚,好端端的浪漫,被这童叟无欺的、在我印象里是科技与生活完美结合产物的滴滴打车给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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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点自怨自艾

今天的乌鲁木齐真是凉快呀,穿新买的长袖衬衣也不会被别人质问“你不热吗”。

今天和方佳和建建同学见面,见面后决定去唱歌,却因为今天是肉孜节(被算作特殊节假日之一)无法使用团购券。刚巧方佳的闺蜜袁博同学有甲KTV会员卡,我们就去他家楼下取卡,也因此三人行意外地变成了四人行。在去往甲KTV的路上,碰到了付博!他刚巧有乙KTV的会员卡,四人行就变成了五人行……

晚上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正戴着耳机听音乐,身边路过一堆父女。那位父亲收拾的不是很干净,一点点落魄的样子,女孩也大概是十一二岁的样子,背着书包。擦肩的时候,我感觉他们想要叫住我,却没敢叫。我摘下耳机,转身询问“怎么了”,以为他们是要问路,结果那位父亲用客气带着抱歉的口气说她女儿需要两块钱坐车可他们身上都没有钱,希望我能给他们两块钱。我当即就觉得是骗钱的,本能地回答了“不好意思,我身上也没钱”,却也带着歉疚的口气。那位父亲又说“麻烦你了,就两块钱”,我说我真的没有。

离开后,我开始回想刚才那一幕。对那对父女的大致观察,以及他们讲话的方式和表情来看,还真不像是那些街头装可怜骗钱的。或许,那位父亲真的是身无分文,连坐一趟公交车的钱都没有,可他的女儿需要坐车去找妈妈或者家人什么的,或者要去什么重要的地方,无奈之下,也只好放下自尊,暂弃在女儿面前的威严,去想路人借这两元钱。如果这么想,我为什么不给他们两元钱呢?

记得半个月前在南昌玩的时候,半夜在路边被一男子叫住,问我和同伴要五元钱,说是给小孩子饿得不行了,给他买东西吃,然后指了指坐在路边的怀里抱着熟睡男孩的女子,男孩的模样五岁左右。当时我在犹豫,而我的同伴拽着我往前走,没有理会他们。我的心里还是有些不安,走过半条街后才回头看看那一家三口还在不在。不过当时的不安和今天的不安是两回事,当时我就在想“妈的幸亏不是全能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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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努力一年”

一些给自己加油打气的话说多了真的会烦,不如一些实际的动力来得效果实在。

时隔半年,犀利小队成员再聚。聊天时得知,小队里许多成员毕业后都会在北京有交集。想到能够避免分道扬镳,在另一座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城市聚集在一起,我不免兴奋起来。比如付博,今天他告诉我八月底就要去北京,家里的熟人给他在那边找了份工作,什么农业研究院;顾欣,本科就在北京上的,已在京城安居立业,十月份回京;方佳今年和我一样,考研二战,央美,李思诺考石油大,我考北京林业——当然,如果我们仨考上,才可以在北京相聚再续前缘。晚上吃烧烤和啤酒,我们几个人碰杯,方佳说这时候时光快速穿梭,五个人在北京的烧烤店里喝啤酒,多美的事情。

我心想,嗯,这是最实在的考研动力了。

我们给彼此鼓劲,说“再努力一年,就好起来了”。杨任珂现在在乌鲁木齐机场做安检,被分配到了贵宾区,待转正得一年后;赵庆昱在招行,也没转正,也得等一年后。付博一年后也才可以在北京踏实下来吧。我呢,还得再在自习室熬半年多,才能给之后的生活做计划。感觉大家一夜之间都长大了,都对生活有了耐心。大家好像都站在人生的一个关键阶段,有目标,有动力,一起努力,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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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知了记

拜访徐州,远房亲戚亲自下厨给我们了一桌菜。最后一道菜搞得神神秘秘,说是我们之前一定没吃过的菜。端上桌,是一盘炒知了。一盘乌黑发亮的知了横七竖八地躺在盘里,也没多少绿菜和红椒缀色,简直就是个惨案现场!盘子就摆在我面前,我本能地把椅子向后挪了挪——我实在害怕昆虫,更别提做成食物送进嘴里了!

在乌鲁木齐很少人拿知了做菜,而且这里不像南方,知了满树都是。在南方旅游的这段时间,街边树上的知了吵得人睡不着觉,而在大西北,知了可是个稀罕物。

坐在我旁边的十岁的小表妹看到这盘里的知了,迫不及待夹了一只送进嘴里,没有丝毫犹豫。她用力嚼着,细细地品着,嚼出了嚼薯片般清脆的声音,听得我心里发毛。大人们也都在细心品尝,夸赞好吃。徐州的亲戚们详细地介绍了这道菜,形容它的美味和各种做法,说这虫子五毛钱一只,听后我心里轻轻嗤笑:一百块一只我也不吃!

大家劝我吃,我也不好驳亲戚面子,只好夹了一只。看着筷子间这只腿儿折在一起的知了,头和身子一般长,透明翅膀残缺着,肥圆的身子里不知藏着些什么,长在外面的又黑又圆的眼珠子盯着我,眼神似乎表达着在滚烫的油里挣扎的恐惧——我的筷子一直悬在碗边,好几次鼓足勇气送到嘴边,还是悻悻然作罢。

“不敢吃?没有尝过怎么知道好不好吃?你看,还不如你妹妹呢。”亲戚笑着对我说。这句话打击了我的自尊心,我辩道害怕吃昆虫,可说出口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low。我妈坐我左边,夹了一只劝我尝一口,我拒绝;淘气的表妹坐我右边,夹一只知了执意要往我嘴里塞,搞得我差点翻脸。表妹见我如此胆小,干脆把一只知了大卸三块,认真地说:“你看,这是知了的头,肚子,还有身子,下面我要一部分一部分吃,我先吃头哦……”接着就嘎吱嘎吱嚼起来……

大家继续吃饭喝酒,大人们聊的起劲,我也酒足饭饱了,可每当我瞟见那一盘知了,就觉得不甘心,心想今天怎么也得吃一只,就一只,也是证明给自己看。趁大家不注意,我夹了一只跑去客厅,找正倚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表妹。

我凑到她旁边,拿筷子在她耳边晃,“我打算吃一只!”我郑重其事。

“那你吃嘛,吃不吃跟我有啥关系。”她非常不屑一顾。

“鼓励一下我呗。”我想要博得些关注。

“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她眼神就没离开电视。

我没闭眼,也没憋气,鬼使神差地把知了送进了嘴里,没让它在舌头上过多翻滚,直接咬碎,直到我分辨不出来哪儿是它的头哪儿是腿儿为止。

然后用力一咽——咦,味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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